“五一”节过后，一年一度的中考体育考试将拉开帷幕，学校体育教育再度受到社会关注。几千年来，东西方体育课的发展演变之路起起伏伏，这都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体育课的人文色彩日益鲜明，已从单纯为军事服务，转变为塑造身心健康、体格强壮的公民。

　　西方的学校体育起源于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作为古希腊最重要的两个奴隶制城邦国家，因政治制度和经济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两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体育教育模式。斯巴达主要通过战争征服其他国家，国民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因此，斯巴达式的学校体育教育以增强军人的体力、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主旨。而雅典以工商业立国，崇尚智力和文化教育。所以雅典的学校体育教育将身体素质培养与知识、艺术相结合，注重人的均衡发展。纵观西方学校体育2000多年来的历史，“为军事服务”和“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这两种体育思想始终并存，而且深刻影响着现代体育教育的发展。

　　斯巴达体育教育体系的确立，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的来库古时期。为了适应称霸与统治的需求，来库古建立了一套适应军事化发展的教育制度，体育教育是其核心。斯巴达男孩7岁开始进入国家组织的少年团，接受严格而艰苦的训练，内容包括赛跑、跳跃、游泳、角力、投铁饼、掷标枪等。据南开大学教授王以欣所著《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一书记载：“各种距离的赛跑，尤其是重装赛跑，是对战士的速度和耐力的训练。跳远是训练翻越壕沟等障碍物的能力。射箭、掷标枪、投铁饼是远距离作战必备技能。摔跤、搏击则是为徒手近距离格斗做准备。赛马是为培养骑兵，游泳是为培养擅长海战的战士。球类活动旨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斯巴达青年在18岁至20岁时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参加实战演习，20岁时成为正式军人，一直服役到60岁。斯巴达人比较重视女子体育，让女孩接受与男孩大致相同的体育训练。

　　与斯巴达相同，雅典男孩也是7岁开始进入国家组织的学校学习。他们上完语法课和音乐课后，就开始进行体育锻炼。体育老师先用橄榄油给每个孩子擦身，然后带领他们在河畔、林间进行赛跑、跳跃、爬绳、角力和球类活动，有时还会进行体态练习。活动结束后就在河水中将身上的污垢冲洗干净。男孩长到13岁，升入体操学校学习。雅典人用“体操”一词指代身体素质教育。体操学校的老师除了继续教学生跑步、角力、游泳等技能，还会教学生射箭、骑马、驾驶战车。学生进行体育活动时会有音乐伴奏。练习结束后，还会组织一些表演性歌舞和娱乐性游戏。体操学校的学习结束后，少数富家子弟升入体育馆继续求学，学生在体育馆既进行体育锻炼，也学习文化知识。雅典式体育教育重在培养身心健康的奴隶主子弟，为国家的各项发展服务。与斯巴达不同，雅典女孩没有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不能参加公开的体育活动。

　　与古希腊相比，古罗马的体育教育缺乏系统性。在共和时期，古罗马的体育教育形式主要以培养“既能劳动，又能打仗的农民军人”为目标的家庭体育教育为主。主要由父亲在家给孩子上体育课，教孩子角斗、骑马、游泳和如何使用各种武器。在罗马帝国时期，雇佣兵取代了公民组成的军队，这导致罗马公民对身体锻炼失去了兴趣，青少年也沾染上骄奢淫逸的坏习气。

　　在崇尚神学的中世纪早期，体育活动被禁止，终日的忏悔和苦行，让青少年体质普遍下降。到了中世纪中后期，骑士教育使得西方古典体育思想与实践得以延续。一些封建主的子弟从14岁开始学习骑马、游泳、投枪、击剑、打猎和国际象棋等。20岁以后通过测验或战争考验，被授予骑士称号。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促进了以“人”为主体的独立自由文化观念的形成，西方体育教育走上了正式、成熟的发展道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首先提出，要在每1小时智力课后，休息半小时，早饭后要有1小时的散步和娱乐活动，这样做是为了“使身体活动而让心灵休息”。很多人将夸美纽斯提出的观点视为课间活动和课间操制度的雏形。

　　18世纪中期，德国教育家古兹姆斯从医学角度对学校体育课的内容进行科学梳理，提出体育课应围绕跑、跳、投、角力、悬垂、搬举重物和倒立、平衡、舞蹈、击剑九大基本内容展开。他将自己的理论写入《游泳术》《青年体操》《游戏》等诸多著作中。古兹姆斯的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近代体育课程体系，他以“近代体育之父”的地位载入世界体育史册。

　　工业革命开始后，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对立的社会群体，在英国，体育课竟然也是按阶级的不同而办的。19世纪中期，为资产阶级子弟兴办的公学开设体育课，初衷是希望对学生进行纪律约束。比如1845年以前，哈罗公学的男生热衷偷猎、扔石头、围观狗咬猫等不良活动。校长发现后，扩大了学校操场面积，组织老师引导学生打板球、踢足球、玩橄榄球，将学生的精力转移到文明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并在游戏中激发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此举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纪律性，被其他公学纷纷效仿。与此同时，为工人阶级子弟开办的初等学校中却没有这类体育游戏。初等学校中的男孩和女孩只能以军事训练的形式锻炼身体。工人阶级子弟在体育课上只能僵硬地齐步走、左转、右转、后转，身体活动受到限制，活动内容也枯燥乏味。后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英国初等学校也引入了球类活动，体育游戏给儿童带来的身体和品格的塑造得到广泛认可。

　　19世纪末，自然主义体育教育在美国兴起。所谓自然主义体育教育，主张以学生为中心，体育课程内容应符合少年儿童的特点，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体育课的内容从体操、军事化训练、球类游戏进一步拓展，团体游戏、射箭、划船、舞蹈、攀岩、徒步等户外活动被纳入到学校体育课程体系中，体育课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至此，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体育课程体系基本确立。

　　在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上，勤劳聪明的中国人造就了丰富多彩、种类齐全的体育活动。在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文武兼备，学以致用”是中国古代学校体育教育总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学校体育课与军事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造成的。

　　西周时期，“六艺”是贵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两类体育活动明显包含军事目的。孔子、墨子等人的教育思想中都明确提出过重视体育的主张，而且两人的弟子中也不乏善战之士。《论语》中有“足食足兵教民以战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记载。通过“射”“御”的练习，能够培养国民强壮、灵敏的身体，而良好的身体是从事军事活动的首要条件。《史记》中说，孔子的三千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左传》中说，孔子的弟子冉有“用矛于齐师”保卫了鲁国，弟子子路也是一员善战的猛将。

　　但到了两汉时期，儒生开始提倡“去武行文”“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主张以经学取仕，官学中几乎完全排除了武艺的教学内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去武行文”是汉代中央削弱地方势力的一种手段。晋统治时期，提倡享受、崇尚空谈在士大夫阶层中蔚然成风，玄学、书法、炼丹术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体育教育从官学中消失。在随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剽悍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崇尚武艺和军功重新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这也为此后隋唐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充满开拓进取精神的唐代，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角抵等富有对抗色彩的体育项目十分流行。学剑行侠，也成为一时风尚。武则天设立的武举制度，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人才需求规格的变化，也间接反映了学校教育内容中体育项目的兴盛。

　　北宋时期，重读书轻实践的程朱理学兴起，学校体育教育再度裹足不前。后来，随着北方战事不断增加，宋神宗熙宁五年，官方正式设立了教授武艺的学校，各州府都办起武学。武学的内容与武举考试内容一致：除步射、马射外，还有马上武艺和笔试兵法律令。北宋统治者在分文、武两类培养人才时，仍强调一定程度的文武兼备。宋孝宗要求“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诗书”，文士在文考之后还要加试武艺。宋神宗曾亲自主持考试，检验三百余文士的射术。宋朝统治者对官员“文武兼备”的要求，较大地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展开。

　　明太祖朱元璋从自身建立功业的经历总结出文武兼备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材”。《续文献通考》记载，为了能真正恢复“六艺”教育，洪武元年，“国子生及县学生员皆习射遇朔望则于公廨或间地习焉。二十五年八月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矣”。学校习射的场地、器材有了保证，对习射时间也作了规定。但明朝后期武官地位下降，文人士子变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官办学校不再注重“六艺”。

　　骑射起家的清朝统治者，在清朝前期比较注重文武兼备，科举考试要先试骑射。清初教育家颜元主办的“漳南书院”开辟习射场，要求学生在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练习武术、举重和舞蹈。然而清朝末期，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早已荒废了祖先的武艺，八股取士制度使体育教育衰落到极点。

　　1840年至1911年，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尚武”“自强”精神被维新派人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新内涵。洋务运动初期，官办的洋务学堂以“兵操”为体育课主要内容，学生需要学习击剑、刺棍、木棒、跳栏、步枪射击、爬桅杆、齐步走等。体育教师有德国人、英国人，也有中国的海军军官和士兵。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们最初学德国兵操，戊戌年后改为英国兵操。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课被称为“体操课”，虽然一改封建学堂的文弱之气，但主要围绕提高军事作战能力而设，不关注个人的发展。北洋水师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申奥第一人”、南开大学创办者之一张伯苓。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传入中国。1922年，北洋政府施行“壬戌学制”仿效美国学制，在我国学校教育内容中正式采用了“体育课”一词，宣布了“体操课”的退场。根据北洋政府发布的《体育课课程标准纲要》，体育课的目的是“发达儿童青少年身体内外各器官的功能，以谋全体的适当发展；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其运动的能力，以养成日常生活及国防上所需的运动技能；培养儿童敏捷、勇敢、耐苦、诚实、公正、快乐、牺牲、服务、守法、合作、互助、爱国的公民，以复兴民族、御侮抗敌的准备”。在教学内容方面，这一时期的体育课完全废除兵操，改以田径、球类、游戏、普通体操为主。体育课的确立是我国学校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学校体育由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组织的体育课，让西方体育所具有的竞争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体育运动的观念普遍为公众接受。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再次被军事目的主导。在陕甘宁边区，小学体育课有柔软体操和体育游戏两部分。柔软体操包括头部运动、上肢运动、下肢运动、腹部运动、胸部运动、腰部运动、跳跃运动、呼吸运动八个部分。体育游戏有找领袖、报数比赛、反复追逐、通过敌人封锁线、夜间放哨等。边区政府要求小学生每天爬山一次，学习山战的简单方法，使学生在某种环境下可以配合游击队的行动。上课时不一定在学校操场，可以在山野中随处上课。中学生的体育课有柔软体操、队列行进、整步、跑步、跳远、跳高、投掷、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象棋、围棋、军棋等。体育教师还会传授防空、防毒、列队、解散、集合、行军、投手榴弹等一般军事技能。边区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为支援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也培养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主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自此，新中国的体育教育方针得到了确定。

　　如今，随着“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落实，我国体育课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必将在帮助少年儿童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方面发挥更大的功效。

　　步打球，是一种徒步以杖击球的球类运动，起源于唐代宫廷。唐人好马球，但马球过于激烈，对参与者的驭马技术和身体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满足更多人参与此项运动的需求，一种不需要骑马的柔和版马球运动诞生了，这就是“步打球”。

　　比赛时，两队参赛者手持球杖，跑动击球，以球进球门判定胜负，颇有现代曲棍球运动的味道。唐代进士王建在唐代宗大历十年亲眼目睹了皇室宫廷于寒食节当日举办步打球比赛盛况，撰写了一首诗：“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宫女们在寒食节那天，在宫殿前表演步打球供皇帝观赏的情景。

　　在打球过程中，还伴有专门的“打毬乐”舞。起舞时要求“舞衣四色，窄袖罗襦，银带，簇花折上巾，顺风脚，执毬杖。”这种舞蹈对于提高步打球参与者的比赛斗志和活跃观众的观赛气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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