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式体育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拒斥和融合，已渗透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对此，有必要对新式体育的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梳理，并从中观测其变化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为新式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探索，明确我国体育改革的方向，使其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的推动力量。

　　“新式体育”是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中国、有别于传统国术的体育运动，当下社会，新式体育更是逐渐走进国人生活，渗透于社会各层面，为中国实现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新式体育”已引入中土170余年，但对此领域的研究却相对狭窄，相关文献资料更是少之甚少，以致对“新式体育”的发展历史缺少系统的梳理，对此，本课题组以时间为顺序，从清末、民国、新中国三大时期着手，追逐“新式体育”两起两落的历史变迁，探索新式体育在不同阶段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从文化学视觉上系统地剖析 “新式体育”的当代文化价值，拓展体育学研究的学科局限。

　　“刘翔摔倒了，国人心碎了！”“陈一冰错判了，国人愤怒了！”在当下的和平年代还有什么事件能比体育赛事更易触动国人的心潮呢？！第30届伦敦奥运会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兵团承借北京奥运东风，不负国家重托，取得了38金27银23铜的骄人战果，金牌数和奖牌数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成为世人瞩目又名副其实的金牌大国和体育大国，使得国人倍加感动和自豪。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已大大超越了自身的范畴和承载力，是渗透于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良好的选择，使每个生命个体无法回避而乐于其中。体育是民生工程，体育运动是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面对个体生命时需要回应的哲学命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至今人们还难忘2008年北京那动人心弦和无以伦比的奥运情景，无形之中会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比，多少感受到一些落差、失望和抱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及其获得的辉煌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和引进。如果没有新式体育在中国的生根与成长，中华民族将无缘于奥林匹克大家庭。作为清末救亡图存重要手段的新式体育传入中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新式体育传入中国与嬗变的历史轨迹，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正能量效应也十分突显”。我们在为今天的体育成果欣喜若狂的时候，更有必要反顾新式体育的演进史，梳理其成长的脉络和阶段，发掘其作用和价值，探求新式体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为新式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径。所谓新式体育，是指在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匹配而又有别于传统国术的运动项目和竞技活动。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走向分析，并参照近现代部分学者的观点，新式体育的历史分期可总体上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再依据在《史学要义》中所指出的那样：“其所考察的目的物，不在为活动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与命运，而在人或人群活动的效果”，还可把每个时期划分为若干阶段，“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各阶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强大攻势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耻辱史，体育和教育均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移植中国，它们是作为战争的附带品来到中国的。所以，无论结果怎样，究其源头，其侵略本性是昭然若揭的。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论尚武主义”，均为体育的引入和生长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宗旨是为了“保种保国，救亡图存”。清末新式体育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被动传入时期（1840—1862），主动引进时期（1862—1903），体育制度订立时期（1903—1911）。在这个七十余年的纠结与纷争过程中，体育作为西方泊来的“新生事物”，从开始国人的拒斥，到后来的主动应接和积极引进，直至清末“新政”后的制度确立固化，反映着国人对外来文化心理反应的基本情怀。

　　新式体育能够传入中国的途径，肇始于教会学校。也就是说，新式体育与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同根互生，而且依附于新式教育。在西方人看来，通过教会学校“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可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显然，各教派在中国办理教会学校之目的在于培育“以华治华”的领袖人物。教会学校以1839年在澳门筹办的马礼逊学校为开端，学校不只注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注重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其所谓的身心健全的新青年。从1842年起，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土，他们在建教堂设医院的同时，创办各种学校作为传教的基地。至1860年，天主教会在华创办了90所小学；至1866年，基督教会创办起了63所小学。从第一年至第六年均开设体操课。依据各校的特点，还开设了游艺、诗歌、孩童卫生等课程。因为教会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故特别重视体操课，以及相关的体育锻炼。

　　新式体育早期称之谓体操，首先在教会学校兴起，显示出被动性、盲目性和侵略性特点，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为近代体育思想酝酿及近代体育初步传入阶段，有其合理性。虽然还没有引起国人的高度注意，但思维敏锐的知识阶层已引起了充分的关注，如魏源提出“经世致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生产技术，抵御外国侵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和“改科举”，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2.2 洋务运动和“维新”时期（1862—1903年）新式体育大量传入和主动引进

　　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以教会学校为参照，以军事学堂之兵操为嚆矢，以基督教青年会为推助，便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兴起。这时，已由先前被动传入转为主动引进。比如一批军事学堂的创办，采取请进来和派出去的途径传入和引进兵操。基督教青年会在学生和青年中大力传播和组织体育活动，使新式体育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潮期。洋务运动的倡行，为新式体育的传入开了绿灯。洋务派办实业，需要各类人才，教育空前发展，引进外国教育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洋务派办军事学堂，军事体操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中土，并迅速扩展。

　　1877年，在上海召开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专题讨论教育问题。长老会的狄考文认为，教会学校开自然科学课程，既可垄断科学的传播，又可通过这种方式接近中国的统治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教会不但办理幼稚园和小学校，而且开始办理各类中学，至19世纪之末，又兴办了一批高等学校，如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同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办了鹤龄英华书院。1890年教会在上海创办中西女中，1895年教会开办贝满女子中学，以及后来创办的辅仁附中。这些学校均重视体育课程的开设和学生的“平均发展”。以英华书院课程来看，预科两年，第一年开打球课和第二年开体操课；正科四年全部开设体操课。再以辅仁附中为例，它提出以“发展学生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为原则”，设置了公民、体育、国文、英文、美术、音乐等课程。学校本着“体育力求普及，非以少数选手之训练，籍而光大学校之声誉，而求全体学生体育之平均发展”。体育课分为正课和课外活动两种。正课每周两小时，每个学生每周课外活动必须保证两小时。学校规定春、秋、夏三季，每天上课前做15分钟早操，冬天为课间操。学校还规定了定期举行各种项目的班际比赛，10月：篮球，11月：足球，12月：越野跑，3月：排球，4月：网球，5月中旬：垒球。春运会规定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个项目。由此可见，教会中学十分重视体育课程和训练，为国办学校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后，各教会又先后办起了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等一批教会大学，各校依然重视体育课程和运动训练，如圣约翰大学在1890年5月举办了第一届学校运动会，1898年成立了体育会，负责校内各项体育活动。沪江大学也设立了体育及各种球会等，组织学生的体育活动。东吴大学曾经开设体育专修科，培育体育专修人才和体育师资。

　　青年会由乔治·卫良于1844年创立于英国，于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组织，1885年福建英华书院内成立了第一个学校青年会。到1899年，全国学校青年会已有三十多个了。而城市青年会也迅速扩展，1895年天津青年会成立，其后，上海、北京、长沙、南京、武汉等城市先后成立青年会。青年会有两大宗旨和三大利益，即顺天和爱人为宗旨，德育、体育和智育为三大利益。体育以健身驱、促使会员和青年学生身强魄健，以期为社会服务。青年会重视体育是“利益”使然，首先是宣传体育思想。马约翰评价说，青年会是推动中国体育发展“最积极的因素，又为体育工作者广泛生产印刷品，给各种体育活动带来广阔的表演场地”，而且“遍及全国各地”。其次，大量引进体育项目。青年会直接引入的新式体育项目有：篮球、排球、垒球，经青年会推广的体育项目有：体操、田径、足球、乒乓球等。再次，建设体育场和组织各类比赛。其四，创办体育培训班和体育学校。比如青年会全国协会开办了体育专门学校，培养体育骨干；又如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创办体育师资学校，共培养近200名女性体育师资。同时，青年会还把培训班开办在普通学校之中，以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和体育教师。对于青年会的体育贡献，吴蕴瑞，马约翰，宋如海，余日章均有褒扬之词，如吴蕴瑞认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盖以两途：一为教会学校，一为青年会”，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与发展，青年会“皆氏之原动力也”。“他山之助，国人亦应感谢”。

　　在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力推下，中国先后建立起一批武备或军事学堂，以培养“师夷制夷”的军事人才。在李鸿章主导下，北洋水师学堂于1880年在天津筹建，次年建成招生，收招文化基础较好，“体气充实，资性聪颖，年貌文理相符”者120名，据1894年考入该校的王恩溥回忆，那时的体育活动内容作为正式体育课程开的，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汤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目，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活动。1899年，该校和当时天津武备、电报等校举行比赛活动，水师获得第三名。其主持者为北洋大学堂总办王少泉和英国总教习丁嘉立。福建船政学堂开始不太重视体育，1876年英国海军军官寿尔随舰参观船政学堂，看到学生“从来不运动，而且也不懂得娱乐”大为叹息，提议加强学生体能训练。张之洞1896年在南京创办的江南陆师学堂，他聘请德国人骆博凯为总教习，泰伯福、屯和恩、濮斯玛等人为教习，钱德培为总办。西方教习把西式兵操等体育项目带入军校之中。还有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校，均开设新式体育课程。特别是福州船政学堂，于1875年派遣学生赴欧留学，不仅学习到西方的船政技术，而且也带回了部分新式体育项目和体育技术。

　　此外，留学运动也促使了新式体育的引进，譬如詹天佑带回了美国的棒球。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一些赴日留学生专修军事或体育，如蔡锷、蒋百里等专修军事，汤剑娥、邓莹诗等人专修体育，回国后创办体育学堂，推广普及体育，培养体育人才，让外来体育在中国学校中得以实施。

　　2.3 清末“新政”阶段（1903—1912），新式体育落实于学校制度之中

　　新式体育传入与引进以学校为基础，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完人”或“身心健康”的人的重要因素之一。维新运动之后，没落的清政府也试图改革，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颁布学制。在新学制中把新式体育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新式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得以落实。使体育实现了从器物层面、精神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蜕变，为体育植根中土提供了制度保证。

　　到1905年，在中国存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为了适应新式学校教育的需要，清政府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规定了体育在学堂中的地位。虽然《壬寅学制》没来得及实施，但它开了中国新学制之先，它包括七部《章程》，从蒙学到大学20年分为三阶七级。各级段均对体育课作了规定。1903年，清政府借鉴日本学制，又颁布了《癸卯学制》，它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并予以实施的学制。这部学制是对《壬寅学制》的修订和完善，为“废科举”后的中国教育提供制度保障。本学制依然分为三阶七级，增设了与普通学堂平行的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体操课有更详细的要求，以《中学堂章程》为例，在五年学制中，体操课每日两学时。体操课教学要求“中学堂体操宣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式体操先教以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凡教体操者，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整齐、意气充实、运动灵活；并可视地方之情形，若系水乡，应使练习水泳。在中学堂，宜以兵式体操为主”。中小学均要求设“室内室外两式以备风雨”的操场，“体操器具，务须全备”。可见，对新式体育课的规定和要求如此精细和严格。

　　军国民教育是清末民初代表体育勃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体育思潮。它旨在通过对学生和全体国民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使其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的教育思想潮流。其首倡者为蔡锷和蒋百里，他们在日留学期间，选修军事学堂。1902年蔡锷发表《军事民篇》，同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之教育》，其师梁启超其后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论尚武》，批判中国自汉以来的“文弱教育”，致使中国人“皆为病夫”，其国也为“病国也”，“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皆倡导学习德国之铁血主义和日本之尚武主义，抵御外国侵略，富国强兵。此理论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国人的认同和支持，于是乎，在清末近十年间，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军国民教育思潮。

　　在军国民教育思想影响下，社会体育空前高涨。首先，社会上出现一些新型体育组织。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爱国会”，以“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为宗旨，设立体操分会。1905年徐锡麟创建“绍兴体育会”，练习体操和兵操。南区体育会聘两名日本教员，并聘开元寺僧华智教武术。上海商业人员组织“学习会”，不少设有体育部，有的叫体操会。其次，各类运动会广泛开展活动。有体育就有比赛，运动会又推动社会体育的发展。1902年天津举办“联合运动会”，至1911年共举办8届。湖南从1905年至1911年举办四次省联合运动会。四川从1905年至1908年举办两次全省运动会。在此期间，天津、山东烟台、长沙、南京等城市举办了校际运动会，以1907年南京举办的宁垣学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参加人数最多，运动项目达五大类69项，被认为是后来综合运动会的“雏形”。在1910年，“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由上海青年会埃克斯那纳在南京筹备发起。参与队员中：华北队20人，上海队40人，华南队28人，吴宁（苏州、南京）队31人，武汉队21人。参观者每天达四万多人。

　　纵观清末七十余载新式体育的历史轨迹，是始终循着“体育救国”和“教育救国”这条主线延伸的，经历了一个被动传入到主动引进，再到制度落实的嬗变过程，到20世纪初达到一个相对的“体育高潮”，初步实现了新式体育的移植，并在学校和全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民国初期新式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