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史学界的体育史书写发生了面向公众的学术转向。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史学史梳理，对公众体育史学诞生的知识背景与初步实践的途径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评价了其贡献与局限。研究认为：公众史学、新文化史与媒介革命助力于传统体育史的学科突围，催生出公众体育史学。通过书写民间体育经历、展陈共有体育记忆、制作纪实体育影像，借助虚实融合的呈现，公众体育史学者以新范式为公众形塑了具有感召力的集体体育记忆，展现出坚守公众本位、分享阐释权威、开放多元媒介和追求致用之道的实践特点。公众体育史学扩大了体育史学研究的范围，同时对体育人才培养、大众体育文化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其理论基础、学科地位尚待夯实，服务公众的途径仍有待拓展。当代中国的体育史学也承担着服务公众的使命，应开掘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史选题，为公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体育文化产品。

　　20世纪末，国际体育史研究日趋跨学科化，在体育史实证与公众史学理论的知识交集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术语——公众体育史学（Public Sport History）。澳大利亚体育史学者Phillips（1998）在一篇评论中首先使用了公众体育史学一词，并提出公众体育史学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以联通过去与现在的方式建构了我们的社会记忆，它还创造了体育史学者服务公众、承担社会责任的契机，引导专业历史学家重返公众文化生活。公众体育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自20世纪末以来，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公众体育史实践渐次扩展到实物展览、影像制作、传记书写和数字传媒等公共领域，其实践价值同时引发了国际体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关注。目前，国内学界对公众史学及体育史学虽然分别有所探讨，但尚未注意到二者交叉的进展。本文拟根据国际体育史学界发表的相关代表性文献成果，通过史学史梳理，将公众体育史学的分析置于国际专业史学变革的总体语境中，追溯公众体育史学源起的背景，评述其实践途径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公众体育史学的概念，分析其贡献与局限。

　　1980年代以来，专业化的体育史研究与教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处在学科危机中的体育史不断探求自救与发展之路。新文化史自下而上的“底层叙事”立场、公众史学所提倡的“有用的过去”观念及“媒介革命”提供的新途径，合力促成了体育史与公众史学的联盟，推动了“公众体育史学”的诞生（图1）。

　　公众体育史学的诞生首先源自学科内部的压力，与大学中体育史学科发展危机密切相关。20世纪下半叶，在教育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欧美大学片面追求以就业率为导向的应用型学科扩容，体育史学科在高校的生存空间遭遇前所未有的挤压，主要表现为体育史课程被边缘化、招生名额剧减、研究机构缩编、项目经费削减等（Phillips，2001）。

　　面对举步维艰的困境，欧美体育史学者们不得不反思传统的研究方向与内容是否适应社会需求，是否回应了广大民众的知识与文化渴望。一部分体育史学者提出必须改变学院派体育史“不问窗外”的学究作风，主动走出象牙塔，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为体育史的振兴和发展蓄积力量。澳大利亚体育史学者Booth（1997）提出了更响亮的口号——拯救体育史，他认为，体育史学者必须明白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乃至整个社会都有重温体育过往经历的需求，我们必须解释体育在社会连续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将其与当下人们所关心的议题密切相连……如何吸引大众关注体育史？关键就在于，必须建立专业体育史研究与目前社会生活的“多维关联”。换言之，重振体育史需要打破大学体育史孤立独行的状态，用Pope等学者（2018）的话来说就是不应再以一种专门化的、狭隘的方式来构思体育史著作。体育史研究成果的受众不囿于领域内的学者，而必须吸引公众的参与。故此，一部分学术视野开阔的体育史学者开始关注公众史学运动等历史学领域的前沿动态，并期待从中找到学科自救的突破口。

　　求真与致用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实主义思潮席卷西方，美国史学家率先呼唤重写“有用的过去”，即在新的充满了动荡和变化的时代，历史学家必须选择那些对当下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课题来进行研究，让史学书写的“过去”变得有用（Jones，1971）。“有用的过去”彰显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史学的实用倾向，在政治史、经济史等史学分支赢得了积极的回响，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引发体育史学人的注意。在西欧和北美，体育史书写影响力长久以来都较弱。美国体育史先驱Guttmann（1983）在20世纪80年代观察到，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的体育史报道，但大多出自小报记者之手，仅仅盯着几场比赛，乏味地记录着出场阵容和比分输赢，冗杂、零碎而又肤浅……体育史学科长期无法被承认为独立学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够有用”或者“根本没用”。

　　历史书写到底能不能变得有用？可以在哪些方面使历史可用？创刊于1978年的北美公众史学旗舰期刊The Public Historian（《公众历史学家》）宣称：经过多年酝酿和发展，公众史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史学分支。该刊物主编Johnson（1978）认为公众史学具有诸多实践应用价值，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提出公众史学的用武之地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商业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媒体公司、历史遗址保护组织、各地历史学会与博物馆、档案与历史资料管理机构和历史课堂8个领域。该刊还通过Studies in Public History（公众历史研究）、Viewpoint（观点）等栏目，引导各个具体领域公众史学实践成果案例的展示与分享。这些探索更加明确了公众史学的实践导向。若干年后，在Graaf（1987）看来，公众史学就是应用历史学方法、多元化的历史再现方式来满足公众的各种现实诉求。而这种“应用”，正是困境中的体育史学者们所寻找的学科重振之道。按照Phillips（1998）的说法，公众体育史就是在体育领域中践行公众史学的理念。可见，“公众史学＋体育史”的原则一直是公众体育史学早期发展的方向，且直到21世纪，以Booth（2005）、Howard（2018）为代表的体育史学者仍反复呼吁，体育史学应继续加大力度借鉴公众史学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让体育史学也能在公众史学领域有所作为。不难看出，公众史学不但为体育史学科的“自我拯救”提供了资源，更孕育催生出“公众体育史学”这一公众史学新园地，并为其实践与发展提供了最稳固的知识阵地。

　　“有用的过去”究竟是对谁有用？这涉及公众史学及其具体实践的立场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史学已经摆脱了19世纪兰克史学以精英为本位的宏大叙事传统，转向“新文化史革命”，强调“自下而上”地对社会进行总体性研究，发掘正史中极少出现的边缘团体，由此让那些“长久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王晴佳，2017）。受此影响，历史学者开始更为关注普通个人及其看似平凡、但内涵丰富的日常生活。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精英只不过是大众的代表（Breisach，1995），新文化转向在本质上就是面向大众的史学转向，其中的“新文化”就是“大众文化”，而非传统的“精英文化”，是冠以“新文化”之名的大众生活，其中就包括普通人的运动、娱乐与竞技比赛经历（Guttmann，1979）。

　　受“新文化史”的启迪，公众体育史学的基本主张是追求“对公众有用”。20世纪60—70年代前，西方体育史著作大多是以男性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百科全书式或传记式编年体文本，其内容往往是对冠军运动员、上层体育俱乐部和传奇赛事的赞颂，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Metcalfe，1974）。随着新文化史运动的发展，欧美体育史学者开始尝试突破传统体育史学精英叙事的桎梏，将人类学、社会学等新理论嫁接于体育史研究，探究不同文化传统中体育人群与大众文化、社会变革、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自下而上地讲述百姓的体育故事。1989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Peter组织编写的American Sport：A Documentary History（《美国体育：一部基于文献的历史》）一书就介绍了美国的体育运动在历史演进中是如何逐渐影响国人的文化与集体生活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体育史学者Pope（1993）、Gorn等（1995）开始更为主动自觉地探讨普通民众之于国家体育历史的意义，他们在文章中使用了public culture（公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等关键词，而其背后的学理依据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新文化史。这些体育史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众体育史学的口号，但已表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倾向，从而夯实了公众体育史学的理论基石。新文化史“眼光向下”的立场，特别是对社会弱势与边缘群体的重视，赋予公众体育史学知识民主的品质，“把体育史还给公众”由此站在了学术价值观的高点之上。

　　随着知识民主时代的来临，公众对体育文化知识的渴求也愈发强烈，这对体育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体育史学的传播与交流主要依靠纸质媒介，如著作、论文和宣传册等，但这些远达不到“公众传播”的程度。如何践行公众史学写出“有用的历史”，并确保公众体育史学的知识产品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具有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世纪之交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全球媒介革命推动了体育史知识产品的公众化发展，为已经具备公众本位意识的体育史学者提供了超越传统纸媒传播的新技术手段。

　　媒介革命使20世纪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借助影像、广播、博物馆与展览馆展示等复合媒介传播研究成果、学术资讯和知识产品，超越了传统纸质传媒的单一影响力，达到传播更远、覆盖更广、接受更好的效果。北美体育史协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History，NASSH）率先感受到了媒介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1996年年会的主题就定为Toward a New Paradigm：Sport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走向新范式：21世纪的体育史”）。所谓新范式就是构建体育史与新媒介的新关系，即体育史的传播不能仅局限于文字材料，与晦涩难懂的学术论著相比，影像、博物馆展陈等多元媒介更有利于体育史成果的传播。因此，应当拓展体育史传播的渠道，体育史研究成果呈现的方式应当是开放、平等与多样的（Pope，1996）。同年，NASSH会刊Journal Of Sport History（《体育史杂志》）设立了“电影、媒体和博物馆评论”专栏，邀请活跃的公众体育史学者就21世纪如何拓展体育史传播途径各抒己见。1998年，夏季号的《体育史杂志》又推出了一期主题为The Practice of Sport History（“体育历史实践”）的特刊，进一步分享影像、展馆、互联网等复合媒介传播体育史的成果案例。尽管媒介选择各有不同，但新媒介的实践者普遍表示，与传统的文本形式相比，影像、口述和实物载体的传播更能激发起公众对于体育历史与文化的求知欲，使面向大众的体育史传播成为可能。

　　与其他理论色彩浓厚的史学分支不同，公众体育史与大众的体育记忆及实践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明确的实践取向。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公众体育史学在概念上的萌芽和理论上的探索，部分体育史学者“以行动为先”，率先走出学术象牙塔，产出文本、影像、口述、实物和景观等多样态的公众体育史产品，利用公共机构、学校、社区、博物馆、展厅等有形的物理空间和互联网等虚拟空间，为特定的有需求的社会群体提供满意的体育体验产品，以促成公众“共有的体育文化记忆”的生成（图2）。本部分将介绍最具特色的4种实践途径。

　　书写与叙事本就是历史学者的专长，因此，“为公众书写”是大多数公众体育史学者服务大众的第一选项。政府公共机构和民间组织所提供的社交平台为体育史学者和公众之间的知识供需搭建了信息通道。体育史学者接受政府体育管理机构或民间体育组织的委托，介绍、宣传、普及地方体育历史或社群与俱乐部项目文化，为他们提供具有史学专业水准又贴近大众需求的体育史撰述。例如，1998年，Daly受南澳大利亚州游泳协会（the South Australian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Swimming SA）委托撰写了The Splendid Journal：A Centenary History of Amateur Swimming in South Australia（《精彩之旅：南澳大利亚州业余游泳百年史》）一书，为该州游泳运动的世纪之旅留下了宝贵的记录；2006年，奥塔哥大学体育学院院长Booth同10位专业历史学者共同参与了澳大利亚冲浪救生协会（Surf Life Saving Australia，SLSA ）百年庆典的活动策划，并合作完成了面向公众的协会史著Sport，Between the Flags：One Hundred Summers of Australian Surf Lifesaving（《旗标之间的体育：澳大利亚冲浪救生的100个夏天》）（Jaggard，2006）。

　　与业余作者不同，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学者们撰写的协会史是通过收集协会档案等原始史料，按时序和因果进行分期，并以“大体育史”的视角深入挖掘协会历史变迁背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此前，Swimming SA曾先后委托记者Clarkson（1990）与McDonald（1993）撰写协会历史，但这些介绍性和描述性的体育史成果仅能满足公众的浅表信息需求，对更深层次的历史探询、追根溯源以及游泳运动何以植根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未能给予解答。好的公众体育史需要做到复杂因果关系的揭示、多重视角的历史观察、时空转换的语境分析以及对体育史变化“社会背景”要素的不竭探询（Leon，2017）。相较于记者撰写的协会史，Daly（1998）采用了二元叙述结构，通过游泳协会中“业余”和“专业”两个体育群体间此消彼长的长时段博弈，建构了立体丰满的澳大利亚地方协会游泳史。

　　在持有公众体育史学理念的史学工作者看来，博物馆、名人堂等公共场所中蕴藏着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Phillips（1998）发现，在澳大利亚有很多体育社会记忆保留在公共空间或传播媒介中，如悉尼棒球场的布雷德曼看台、作为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起源象征的“袋鼠”题材电影、墨尔本板球场里的纪念浮雕（描绘了1858年苏格兰学院与墨尔本语法学校间的世纪对决）等。1998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员Bouchier等同安大略工人艺术与遗产中心（Ontario Workers Arts and Heritage Centre，OWAHC）携手策划了公众体育史展览The People and the Bay（人与海湾），意在引发“公众对于那些特别有价值的体育共同经历的纪念与反思”。展览通过照立即博官方注册手机版片、报纸、口述史料、法庭记录、古董船和红木水上飞机等史料及实物的展陈，再现了汉密尔顿港口的体育历史场景，从而激发每一位观众在展览所再构的情景中将汉密尔顿港体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将体育与当地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制造汉密尔顿港的集体体育记忆。体育史资源极为丰富的英国也同样积极利用公共展陈践行公众体育史理念。作为现代足球的故乡，英国的足球史与足球文化学者成功说服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等各界人士认识到英国体育公共历史资源的开发意义，2001年6月，旨在“为公众利益而收集、保存和诠释足球运动丰富遗产”的英格兰规模最大的足球博物馆——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The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NFM）正式开放展陈。为了“打造一个成功吸引社区公众参与的实践项目”，NFM对其展陈方式进行了革新，减少了相对枯燥单调的标签式说明，以动态图像、互动声响和数字设备来吸引观众的参与，促进了展陈装置与参展观众的互动（Mason et al.，2003）。与书面的、叙事的资源相比，这些具象的公众体育史资源能给人们带来视觉、触觉和听觉上的综合刺激，进而制造一种可与体育之过往进行互动的切身体会（Phillips et al.，2011）。

　　除了书面和实物的文化产品外，公众体育史学者还尝试利用新媒体和数字技术，参与制作面向大众的电影、电视、纪录片等体育文化产品，希望通过这些影像作品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激发公众重返往昔经历的“运动时刻”。譬如，2006年，身为公众体育史学先锋的Phillips在大岛影业的委托下，以编剧和历史顾问的身份参与出品了介绍澳大利亚游泳运动近百年发展历史的From Freestyle to Fame（《以泳成名》）系列纪录片。与传统只介绍运动员、游泳技术和比赛成绩的纪录片不同，这部纪录片以一方泳池为视窗，展现了澳大利亚普通民众与社会生活的波澜壮阔，主题延展到运动员的职业化与商业化、教练员之间基于赞助商利益纠葛的博弈、游泳明星的榜样作用以及名人丑闻、毒品犯罪等负面影响，堪称一部影像版的澳大利亚游泳社会文化史（Phillips，2008）。而制作这部纪录片的经历，可谓是公众体育史学理论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成功应用实践。2006年夏天，美国体育史学者Cronin也在爱尔兰语频道（TG4）的邀约下参与制作了Aonach Tailteann（《兰泰坦运动会》）纪录片。兰泰坦运动会是最具爱尔兰人传统特色的体育集会，Cronin是研究这一体育集会的专家，曾于1999年出版专著Sport and Nationlism in Ireland：Gaelic Games， Soccer and Irish National Identity（《爱尔兰的体育与民族主义：盖尔运动会、足球与爱尔兰民族认同》），于2003年发表Projecting the Nation though Sport and Culture：Ireland， Aonach Tailteann and Irish Free State， 1924-1932（“以体育文化映射国家：爱尔兰、泰坦运动会和爱尔兰1924—1932年”）一文，于2005年发表The State on Display：The 1924 Tailteann Art Competition（“陈展国家：1924年兰泰坦艺术竞赛”）一文，而这部纪录片的脚本正是依据这些论著改编而来。Cronin在坚守“真实、准确、内容大于形式”的学术标准和底线的前提下，力争以一手史料立体还原历史上体育集会的真实场景与时代氛围。因受观众喜爱，该纪录片于2008年1月在TG4频道重播。这些案例表明，只要渠道畅通，体育史学便能充分释放服务公众的能量，为公众再现精彩的往昔体育生活场景。

　　与上述实体化的“有形传媒媒介”不同，“互联网＋体育史”属于虚拟社交空间的无形传播，但二者均指向塑造体育史的社会记忆。互联网技术不但影响了体育史学者的资料获取与研究程序，同时也为他（她）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向公众展示成果的平台。在这个虚拟的文化家园中，信息的传递、数据的采集、知识的交流与经验的共享都变得更为快捷与开放，体育迷、报刊记者、视频制作人、体育赞助商和持股人、运动员以及体育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的相关人士与体育史学者一道成为息息相关的整体，共谋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Osmond et al.，2015）。在西方，“互联网＋体育史”的公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俱乐部和民间体育组织的网站、电子杂志以及Facebook、博客、Twitter等公共社交群组。

　　本文以运行较为成功的新西兰奥林匹克委员会（New Zealand Olympic Committee，NZOC）官方网站（https：//）为例，说明公众体育史学借助互联网进行传播实践的情况。1911年成立的NZOC旨在促进新西兰运动员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向公众传播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和主张。NZOC在2012年之前以推特和Facebook为渠道发布线年开始升级其官方网站，其网站最大的特色是对新西兰国家体育历史与民众体育经历的展示。2020年，为纪念新西兰奥林匹克运动100年（虽然在1908年和1912年新西兰人就曾随澳大利亚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但1920年是新西兰首次以国家名义参加安特卫普夏季奥运会），NZOC网站推出了纪念主页NZ Team：100 Years of Olympic Pride（“新西兰国家队：奥林匹克的百年荣耀”），以10年为一个视觉呈现单元，通过图片和短视频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新西兰运动员在历届奥运赛场上夺冠或取得奥运奖牌的精彩瞬间，勾勒出一部新西兰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像通史。主页上方醒目地标有这样的文字：“我们是新西兰队。多元性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所有人民，众多的体育项目，共同构成一支统一的新西兰队。下面展示的是过去的100年间，令我们所有新西兰人引以为傲的伟大时刻。”显然，NZOC网站在努力弥合新西兰体育历史中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间的分歧，利用虚拟空间制造了一个统一、团结、平等和生生不息的国家形象。

　　此外，欧洲和北美也积极利用互联网普及国家的体育文化。为了保存和传播瑞士体育的历史遗产，卢塞恩大学联合瑞士几家大博物馆和教育机构共同打造了瑞士体育历史数字门户网站，为学校和民间体育俱乐部等全国各地的用户提供低门槛、无障碍的信息获取方式，特别是通过在线交流引导青少年了解瑞士体育的历史与文化。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和澳大利亚体育史学界面向公众的实践探索不难看出，一直努力摆脱学科危机的西方公众体育史学界通过实践方式的学术再生产，努力追求着以下几方面的“超越”。

　　与传统体育史学相比，公众体育史学需要面对普通人群体，因而，将学术体育史从学院课堂推至公共领域，打破传统学术体育史依赖单一文本形式的现状，改变过往学术体育史晦涩难懂的古板印象，就成为西方各国公众体育史学者必须应对的挑战。

　　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公众体育史学者更多地聚焦于体育史成果传播多元化问题。Phillips等（2007）强调了博物馆、体育遗址、纪念碑、电影、照片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体育历史研究的核心材料、体育历史传播的优先途径和体育史产品呈现的完美方式。Moore（2013）认为，理想情况下博物馆里的公众体育史能为公众提供7种以上的感知方式，除了语言的，还包括推理的、音乐的、空间视觉的、身体触觉的、人际互动和引发内心共鸣的情境渲染等，多元媒介制造的体育史提供的是一种多感官易感的、社会的、人际互动的全新体验。如果走出文本，似乎没有什么不能成为体育史传播的载体，比如一张体育邮票，也可能负载向公众讲述国家体育故事的大使命（Gray et al.，2011）。

　　除了传统的有形媒介外，新兴的数字传媒技术为体育史面向公众的传播开辟了更宽广的空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体育史的公众传播出现了有形载体与虚拟空间互通、线上线下混合的“融媒介形态”。据学者调查，现今英语世界几乎所有大型体育史机构和地方性的体育博物馆都拥有自己的独立网站（Wilson，2011）。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超越单一文本形态的体育史产品皆旨在为公众创造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只有调动起受众的所有感官，才能重建人们对以往运动经历的切身体验（Keys，2013）。公众体育史带来的这种体验超越了传统体育学的知识生产导向，在普及体育史知识的同时还能激发公众源自情感、心理、记忆共鸣的历史感知和历史兴趣。多元媒介给体育史带来的，必将是更为强大的文化认同影响力（Maclean，2014）。

　　作为公众史学阵营中的新兵，公众体育史学同样反对唯精英主义的研究价值导向，同样以服务大众理解历史、诠释历史、利用历史、建构历史意识、唤醒历史感知为己任（Grele，1981）。在Booth（1997）看来，公众体育史学者的工作不只是寻找、记录客观的体育历史事实，还应依托多元化情境对这些“事实”作出不同的解释。他还认为，为了更好地服务广泛受众，公众体育史学者需要尊重历史认知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承认来自大众和边缘群体体育史的学术合法性（Booth，2008；Booth et al.，2008）。这种主张恰是公众史学“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Becker，1932）之基本理念的延伸。Moore（2013）也提出了类似主张，他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体育史学者需要发挥更为公开的作用，他们有责任尝试参与体育活动，并尝试与更广泛的非学术受众接触。他相信，相较于长期幽锁于学院藩篱的学者，公众体育史学者们似乎更好地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就服务对象而言，公众体育史的受众广泛，是不受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储备、社会阶层属性等因素影响的，凡是对体育史有现实需求的群体均是公众体育史学的服务对象。因此，在实践中，公众体育史学者不再只关注“精英”体育，而是倾向将研究主题从精英运动员、经典赛事、传奇俱乐部转至普通人物、社会群体、大众生活、微观景象中的体育活动，且特别关注体育史知识消费群体中普通民众的参与和感受。

　　“共享权威”是公众史学的核心理论主张，指历史的建构和阐释不能由历史学家个人垄断，历史叙事应当吸纳公众代表，让人们参与社会记忆的塑造。以影像制作和互联网呈现的公众体育史学产品鲜明地体现了成果创造主体的开放。例如，Phillips参与制作的纪录片《以泳成名》中澳大利亚人的集体游泳记忆并不是由他一个人建构的，而是由导演、制片人、摄像师以及无数不知名的泳者及其生活经历共同“诉说”而成。与传统体育史不同，面向公众的体育史影像制作充分展现了合作的力量。文本体育史常常由一个或数个有限的作者或编者完成，而体育影像的制作则必须由团队完成，提供影像素材或脚本的专业体育史家往往只是团队中的一员，因而公众体育史纪录片作品饱含了众多的体育经验，制造了更有层次感的集体经验（Phillips，2008）。这种实践挑战了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所有权和解释权，重新定位了历史话语形塑的途径，让普通民众的声音，尤其是被主流历史研究曾经忽略或一笔带过的社会群体的声音，进入历史叙事和传播的主流（Frisch，1990）。体育史书写权的民间让渡，为公众创造了重新了解、思考、阐释和参与书写体育历史的机会，有助于消除体育史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连通专业成果供给与公众文化需求，建构起符合学术民主化潮流的更具感召力的研究新导向。

　　回顾西方公众体育史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不难发现其本质是一种强调现实诉求和公众需求的体育史实践，因此，实用主义与应用性一直主导着公众体育史学的前行方向。与体育全球史、体育环境史、后现代体育史等深具理论色彩的体育史学新分支相比，公众体育史学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理论创建，从根源上讲，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直接将比较成熟的公众史学理论直接移用到体育史实践场域，通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Johnson，1978），以“行胜于言”的方式，在具体的实践中积累和表达着理论主张。学以致用的价值导向，为公众体育史从理论转向实践提供了可能。恰如体育史学者Moore（2013）在回顾自身职业生涯时感言：“我一直从事学术体育研究，后期主要从事公众体育史学方面的工作。然而，当我迈入公众体育史的领域时，我看到了更直接的需求和更有用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体育史的学科认知只停留于以往通过有限的、自我筛查的史料（多为文本），根据原有的观点、概念和预设，遵照所谓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那么其研究成果往往流于表面，有似隔岸观火（李娜，2019）。因此，一些体育史学者甚至提出体育史应是一门“技术性”（technical）的学科，强调体育史与医学史、军事史、教育史相同，都应该建立在具体语境或社会实际问题之上（Terret，2008），从而实现体育史学科从“蹈虚”到“征实”的转化，为体育史专业从业者，特别是研究生开辟了新的就业前景。

　　虽然公众体育史学强调应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向公众的体育史学者放弃专业操守和研究规范，生产低质量的大众文化快餐。“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获得是以‘求真’为基础的，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性，必然会导致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误用和滥用。以不真实的历史知识为现实服务，无论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其结果都不仅损害了历史学的尊严，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能对现实产生积极作用”（彭卫，2015）。上文的事例中都饱含了专业体育史学者的匠心：立足有据可查的原始史料，基于分期清晰的线性因果叙事，暗藏以小见大的历史解释愿景——这些都是经典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换言之，超越理论并不是背弃理论，而是以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公众体育史学所追求的“有用的过去”，绝不是放弃理论后的权宜之计，而是以专业史学技能回应知识民主时代需求的长远学科规划。

　　受公众体育史学的影响，体育史学者开始关注广大民众及其日常体育经历，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重构社区与国家的宏大体育史叙事。研究对象的改变使体育史的史料资源遽然拓展，地方报纸、俱乐部档案、个人日记与回忆录等文本材料拼贴为民间体育史的生动图景，图片、影像、口述音频、文化遗址与建筑景观等非文本材料也涌进体育史学者的视野，图像史学、口述史学、景观史学、环境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史学方法成为重构日常体育史的有力辅助。史料来源、叙事逻辑、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公众化转向，在更深层面撼动了更为广泛的传统体育史学者的价值观，引发了专业体育史学者的重新思考：为何书写体育历史？体育史为谁而写？谁拥有体育的历史？面向公众的体育史写作实践目前虽未改变西方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但却为其面对知识民主时代的挑战预示了一个努力可及的光明前景。此外，作为跨学科互动的产物，体育史学从母学科历史学中汲取养分，通过主动寻求与社会学、博物馆学、人类学、统计学、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方法的联动来谋求发展的努力，为体育史学从根本上摆脱边缘地位提供了一条出路，“体育史＋……”的策略或许会深刻改变体育史学科的未来面貌。在这一点上，公众体育史学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跨界实践提供了范例。

　　将公众史学引入体育科学的研究领域，本身也是为了解决大学体育人文方向毕业生的就业危机，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新领域的创建确实对大学体育人文方向的课程与教学产生了影响。美国阿德里安学院（Adrian College）在体育管理专业的硕士培养中将体育史列为核心课程，以帮助学生储备处理现实体育问题的知识背景。英国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与国际体育历史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ports History and Culture，ICSHC）合作，自1995年开始通过“体育历史与文化”培养项目培养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部分学生甚至能够在毕业前获得在阿迪达斯（adidas）德国总部的文化管理团队进行实习的机会。面向公众的体育史教学，将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结合起来，采取“订单化”的人才培养方式，成为市场经济时代大学体育史学专业化解就业危机的一剂良方，拓宽了传统体育人文方向毕业生的就业途径，如在德蒙福特大学“许多学生利用他们的研究在体育写作、社会体育事业管理、媒体制作和教学方面发展了职业生涯”，与此同时也吸引了更多优质生源报考体育史专业。

　　公共媒介的兴起和融媒体传播是新世纪文化传播的新趋势。公共媒介同时担当着知识民主时代向大众传播优质文化产品的责任。博物馆和名人堂理应给体育史留有一席之地，让体育的集体记忆发挥公民道德重建的引领作用（Phillips，2012）。备受大家喜爱的体育运动蕴含着丰富的正向文化内涵，适合通过多元公共媒介的传播以满足社会各阶层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与娱乐需求。TG4和澳大利亚大岛电视台等所进行的公众体育史学的跨媒介实践表明，作为公众集体记忆的体育历史与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且经由公众体育史学者把关的传媒产品会拥有广大的受众。加拿大公众体育史展览“人与海湾”因公众体育史学者的加入而提升了水准，观众络绎不绝，延展3个月之久（Bouchier et al.，1998）；NFM同样聘任了公众体育史学者担任学术顾问，使展览更具有专业性，深受大众喜爱，2019年该馆的访客量达21万人，包括25%的国际访客，而同年官方网站浏览人数达31万余人（National Football Museum，2019）。公众体育史学的实践为逐利时代的西方大众传播树立了道义标杆和行动的样板。

　　在面向公众的体育史书写转向与变革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民众。对于广大公众而言，公众体育史学是“他（她）们的体育史”。从前一直作为体育史书写对象“他（她）者”的民众，终于走上前台，成为被浓墨重笔书写的主角。20世纪初，Paxson（1917）在专业历史期刊上发文论证“体育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首次论证共有的体育交往与运动经验对于独特的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虽然间或有专业历史学者或出身体育背景的体育史学者推出了冠以“人民体育史”之名的著作，但始终难以走出象牙塔，成为公众的精神产品。然而，公众体育史学产品的出现，以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跨媒介传播方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塑造集体身体文化的“记忆的政治”（Holly，2010）。在展现给普通人的体育史中，公众常常能够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形象、语言、经历与感受，个体和集体的体育历史感知由此被唤醒和重思，甚至深刻改变人们看待社会和过去的方式（Maclean，2014）。

　　如前所述，公众体育史学的诞生拥有众多的理论源头，但自身的理论色彩并不浓重。追求“有用”的实用取向受到了部分学院派体育史学者的质疑，这种极具任务导向性和现实的功利色彩的知识产品是否可信？受雇于市场与公众的体育史能否坚守历史学的深度与严谨（Maclean，2014）？对公众体育史学客观性的质疑，实际上是对公众史学学理合法性的拷问。由于实践多于理论，议题呈碎片化状态，公众体育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火花，多是基于具体行动的经验总结，案例的累积远未升华成系统的学科理论，公众体育史学的知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都还需要系统的探究。如同所有的历史知识产品一样，没有深刻理论指引的历史书写难以释放出启迪人心的智慧。面向未来的公众体育史学者应当以内容的深刻与深度事实的呈现来吸引有素养的新一代公众。没有理论支撑，体育史就不会展现出内容的深刻和意义的深度（张博，2023），公众体育史学在通往“总体体育史”（或“大体育史”）的目标的征途仍很漫长。

　　公众体育史学到底属于公众史学的分支流派，还是体育史学的新领域，其独立学科地位始终难以确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NASSH就讨论过The Practice of Sport History（体育历史实践）、Sport History and New Media Presentation（体育史与新媒介表现）等问题，2008年和2013年，NASSH会刊《体育史杂志》先后两次以Special Issue（特别议题）的形式介绍了公众体育史实践的进展，但却迟迟没有明确其独立学科分支地位。而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公众史学”对体育史实践的接纳更为滞后。直到2016年，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NCPH）年会才设立Public History and the Potential of Sports History Museums（公众史学和体育历史博物馆的潜力）分议题。可以看出，公众史学和体育史学对于公众体育史学的接受仅限于其实践表现，而非其独立的学理价值。成熟的分支学科往往拥有独立的范式，体现为专业组织、定期会议、专名期刊、经典著作及稳固的人才培养基地，而公众体育史学者们仍缺少这些赖以自立的平台。如果不能在学科林立的知识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就只能处于各种理论流派的知识夹缝当中，终免不了以尴尬结局收尾。因此，西方体育史学者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公众体育史学研究的权威组织机构，积极开展以公众体育史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努力创办专门讨论公众体育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的学术期刊，出版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作为体育公众史学科支撑的公众史学和体育史学也应当努力发展壮大自身，尽快摆脱碎裂的、常被误解的尴尬境地（Mcgregor，2016），这样才能为公众体育史学的实践提供更为充沛有力的学术支持。

　　虽然公众体育史学的实践途径在不断拓展，但其典型案例仍不够丰富，说明公众体育史学实践在西方人文科学领域中仍似“星火”般存在，而未成“燎原”之势。众多的体育博物馆和运动项目俱乐部都拥有自己的体育展陈，并陆续建立了专属网站，但缺乏专业的公众体育史学者的参与，高水平的成果供给不足，致使展览仍停留在吸引眼球和讲故事的初级阶段，展现的“仍然是只关注比赛和输赢本身的‘针对体育的历史’，而不是在宽广社会与文化变迁中观察体育现象的‘超越体育的历史’”（Dyreson，2007）。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包括体育博物馆在内的实地展陈都受到影响，而转向线上的展陈很容易在不断滚动的热搜头条中被迅速淹没。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公众体育史学者显然需要寻找到更多的、更有效的成果输出途径，以发挥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公众文化影响力。

　　根据公众体育史学的诞生背景及其实践情况，本文对公众体育史学作出界定：公众体育史学是公众史学与体育史学的跨学科互动产物，它以公众史学为理论根基和方法论指南，坚守自下而上、公众为本的价值立场，在体育史文本书写之外努力开掘体育史传播的多元途径，借助博物馆、公共景观和互联网等线上线下媒介，将专业体育史研究成果转化为面向广大公众的知识与文化产品，通过体育共有记忆的塑造与传播，增进公众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意识。

　　我国学界至今尚未提出和使用“公众体育史学”这一术语，但体育史服务公众的活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第11届亚运会期间）就已经展开。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公众体育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宝贵的契机和实践舞台。21世纪以来，我国体育史学者们开始更积极主动地投身于面向大众的体育史学传播活动，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作品。从传播特点来看，这些成果广泛借助了影视平台和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现代融合媒介，极大拓展了传播的受众范围。2021年底，全球首个“4K＋高清同播”电视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开播，其中的体育历史与文化类节目让更多的中国公众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给予了积极评价。然而，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要求，中国体育史面向社会和服务公众的水准仍有待提高。植根人民、服务公众的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基于中国公众先进文化诉求的体育史研究与成果普及。当前，从实践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公众体育史学话语体系，不但能够推进体育学的跨学科研究，更有助于激发当代中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使命感，引导更多中国体育史学研究者更好地以专业研究成果来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