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再反思 ——兼论21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的曙光，在史学意义上宣告了20世纪作为整体研究的对象，得以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对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反思，亦属此潮流之中。本文从史学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进行了一些反思，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认为体育史研究应注重汲取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最新成果，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深度。

　　“体育史学”是“体育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综合。正如岸野雄三教授指出的，“体育史一方面具有体育学固有理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是作为历史来研究的双重性学问”。然而，回顾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历史，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无论从研究队伍，还是从研究成果来看，它基本上只是“体育学”的分支之一。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既源于中国现行学术体制的制约——体育史是体育专业的课程，体育史学会则是体育科学学会的分支机构——也应归因于不少研究者忽视或不愿正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厘清历史学与体育史的关系，重申历史学在体育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

　　第一，它们是一般史与特殊史的关系。所谓“历史学”，指的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希望探讨“一般规律”或“普遍法则”。而“体育史”则具有其“固有的法则性”，它以历史学的“一般理论”为前提，探求体育运动、体育教学、体育文化等发展的特殊规律。

　　第二，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历史学既然以“历史”为研究对象，所有发生过、并引起历史学家兴趣的“历史事件”都将被推荐进入“精选的历史俱乐部”（爱德华·卡尔语）。而在俱乐部中，体育史无疑占据着一席，虽不致于仰以鼻息，却共同创造并分享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鉴于此，从历史学角度检讨20世纪中国体育史的历程，展望其在21世纪的发展，便愈显其价值所在。

　　20世纪中国的体育史有了长足发展，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30年代体育史论著和译著渐渐增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体育史研究更是进入了突破性的阶段：1982年，国家体委成立了专门的体育史研究管理机构——文史工作委员会，以后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机构，进行地方体育志的编写和体育史资料收集；各体育学院也相应开设体育史的课程，招收体育史方向研究生；一系列专业性期刊也相应创办发行；1984年，中国体育史学会在四川成立；1990年，中国体育博物馆开馆，它是中国第一座收藏、研究和全面展示体育历史文物资料的机构。

　　回顾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时，体育史学界对过往的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体育史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都反映出它已形成一门颇具特色的体育科学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并指出，80年代体育史的研究重心在于古代和近代体育的研究，90年代则偏重于当代，而新世纪的重心应该从“寻根史学”和“反思史学”转变到“参与史学”。

　　事实上，如果从历史的分支学科这个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体育史研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史研究体系。从一片领域转入另一片领域的提法既操之过急，又同真正的史学精神相违背。如果从史学的角度考察中国体育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下面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对于中外史料缺乏爬梳整理，并未形成总体体育史与各断代体育史有机结合的史料网络，也未形成典籍文献、文物考古、民俗相结合的史料把握。虽然已出版的体育史教材和专著有一百多种，但大部分是概述性的。大多数《体育史》专著兼论中西，从其内容上来看仅仅是史料罗列，缺乏深入分析。而专门的中国体育史，其研究时间段大多设定为古代体育史或近代体育史，缺乏断代体育史的专著。对国外体育史的研究更为薄弱，相关的只有世界体育史纲要性的专著以及对奥林匹克运动史的介绍，缺乏区域研究。在体育史教育方面，一些教材较为陈旧，仍旧采用80年代的版本。这和史料的匮乏是直接相关的，也和研究人员专业分布的情况有关——体育学科的多而历史学科的少。

　　问题之二：对于史学精神有理解上的误区。对以往的研究并非意味着不参与或缺乏时代感。事实上，早在东汉时期，班彪就提出：“今之所以观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不仅在于史学典籍的浩瀚，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研究都围绕鲜明而突出的史学理念而展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于体育史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汲取传统史学的精神，在展开研究之前首先应确立史学史意识。

　　问题之三：专注于史实罗列，缺乏深度研究。“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亨利·皮朗语）。体育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示体育文化的演进历程，反映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多数文章并未承担起这一使命，在梳理史实之余，缺乏必要的分析，甚或机械地将时代背景与体育文化的发展杂糅在一起。对于如体育与政治、足球下单软件体育与文化乃至体育与大众生活之间的联系等，尚待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研究。

　　出现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所在，除了上文提及的体育史学科设置的限制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是体育史的研究并未及时汲取史学发展的最新理念，出现了滞后的现象。

　　20世纪可谓是历史学理论呈现百花齐放的时代。概括说来，其演进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从一元论向多元论的演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的“五个社会形态说”受到了有力挑战，人们开始关注汤因比的“文化史学”、年鉴学派的“结构史学”、沃勒斯坦的“历史社会学”等史学理论。

　　第二，从思辨史学向分析史学的演进。传统的历史哲学以思辨为基础，黑格尔、马克思以至汤因比被誉为思辨史学的大师。1951年，沃尔什发表了《历史哲学导论》则标志着分析史学的诞生。自此之后，“对一个事件，要追溯它和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并从而给它在历史的网络之中定位的方法”，成为历史学编纂的主要方式。

　　第三，从伟人历史向日常生活史的演进。20世纪70年代后，“叙述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表现之一出现在史学理论之中，汉斯·梅狄克则紧随其后，提出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口号。年鉴学派的勒·高夫等人根据这一理论撰写了大量微观史学的巨著。

　　对照中国体育史的研究，大部分成果仍然沿用“五个社会形态说”组织行文纲领，缺乏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并专注于宏观角度。相反，西方的体育史学家却早已尝试如何保持与史学理论同步，推动体育史学的发展。如1957年，德国的维尔特出版了《德意志中世纪体育史》一书，不仅吸取了刚出现的“文化理论”，认为“各时代都有其相应的世界形象和人类形象，从而形成那个时代独特的总体的文化形象。因此，身体运动的意义也必须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来认识”。他将中世纪分成了3个生活圈，从微观的角度具体分析“自耕农”、“骑士”与“市民”各自不同的身体运动的形式，从而证明了“各种文化中，都有其本质的身体训练”。

　　对此，我们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吸取西方体育史学家的成功经验？如何尽可能地运用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如何更准确地解读与建构体育史？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历史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变革之中。其中，计量史学、心理史学以及总体史学是最重要的3种新方法。

　　历史计量化是20世纪历史学领域出现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计量史学”即是其学理化的产物。它运用的主要方法是“要义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前者指“在一个给定的材料范围内对反复出现的词汇、观念和主题进行有系统的定量研究”；后者在理论上与“假设—演绎模型”有关，适用于“或者有因果关系或者有相关关系的历史现象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后，弗洛伊德首创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历史学之结合广受关注。1957年，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威廉·兰格号召进行心理史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既包括对群体行为的心理阐释，也注重对个体经历进行心理研究。

　　整体化是当代欧美历史学的主要方法论趋势之一。法国学者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理论”首发其端，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学”与英美两国的“新社会学”则是其中主要的成果。它号召历史学的研究应尽可能地运用综合学科的方法，通过“口述”、“田野调查”、“心理分析”、“语言分析”等途径，从地理、天文、政治、考古、艺术等角度重塑一种“历史的结构”。

　　历史学方法论的变革无疑提供给体育史研究很多启示与指导。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将使体育史研究变得更为精确；心理史学的方法则提示体育史更应注重群体行为与个体经历的研究；总体史学向体育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将体育文化的演进置于整个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演进的视野之中进行再思考。

　　通过从史学的角度反思20世纪中国的体育史研究，发现了体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今后的体育史研究提供了切实的思路：

　　1.从学科的基础建设上，应该继续构筑体育史的史料与研究网络。对中国古代及近代体育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充分发掘及拓展史料来源，从文献、考古与民俗的角度进行综合整理；对西方体育史的研究，应加大翻译力度，引进经典著作。

　　研究网络可从两方面开拓：一方面是交流平台的扩展，我们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期刊及出版机构，还可以加快网络建设。另一方面是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例如体育史可以与历史学之间进行学科对话；国内研究者也可与国外专家进行交流。

　　2.从研究理念上，要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演进与变革，汲取中西方史学之精华。从理论角度而言，体育史应努力实现与史学理论的同步发展，实现叙述结构的多元性、论证模式的分析性、研究角度的细致性。从方法角度而言，体育史更应汲取计量史学、心理史学乃至总体史学的研究方法，促进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3.从研究内容上，应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深度。诚如刘知几所言，“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天道，下人佗，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体育史的研究也应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深度。崔乐泉先生在《当代体育史学研究重点分析》一文中列举了11类亟待研究的题目。而实际上，体育史学的未来并不应仅限于此。历史上体育与政治的互动、体育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定位、不同社会阶层的体育观与体育活动等，都将是21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