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博在线下载摘要：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体育的本质是文化，但不一定是文明。第三种历史观认为，游牧民族创造体育文化，而农耕民族贬抑体育文化。体育起源于游牧民族的野蛮，衰退于农耕民族的文明。奥林匹克精神出现在欧洲，因为欧洲是游牧文化传统，而古代中国长期以来谨遵农耕文化传统。体育的渊源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决定了体育与文明之间存有隔阂，城市的诞生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有了相似的生存方式，同时也诞生了相似的更高级的需求，体育与文明之间的隔阂才在城市文明中得以弥合。

　　在中文和西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3种意见：其一，文化和文明的外延完全重合，甚至可以说是同义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其二，文化的外延完全覆盖并超过文明的外延，文明指一种较高级的、较发达的文化形态，或特指城市文化，文化所包含的概念比文明更广泛。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文明是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社会进化》和克拉克的《从野蛮到文明》均持这一观点。其三，文化和文明的外延分立、属性不同、互不相交。文化包括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1]。

　　以上三种观点中，第一种完全抹杀了文明与文化的间隙，第三种则完全割裂了文明与文化的依存关系，只有第二种较为符合事实，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文明，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1)文化通常与自然对应，而文明一般与野蛮对应；2)从时间上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原始时代只有文化而没有文明，一般称原始时代的文化为“原始文化”，而不说“原始文明”。因此，学术界往往把文明看作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总之，文明隶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文明”与“文化”在词义上有感彩之分，有些条件下可以替换，有些条件下则不能。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体育文化是人类关于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涵盖了人类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物质条件等[2]。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而且非常独特，别的种类的文化大多受到国家、民族、宗教等因素的阻隔而形成一个个文化圈。比如电影、音乐、文学等文化形式的价值判断总的来说是相对的，很难有非常明确的客观标准，但体育则有着全世界共同的规则和体育语言。体育能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特征的体育文化已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

　　体育之所以被称作文化，原因有四：第一，体育运动本身是人类创造的、后天习得的、具有非遗传性的身体活动，它不是动物本能的肢体活动和嬉戏，它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表达和传递。第二，体育运动具备文化的各种特质，体育不仅具有外在的身体活动形式以及设施、器材等物态体系，而且具有内在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等心理历程以及心物结合的中间层次的内容。第三，体育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改变人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实现自身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转变。体育本身已超过了物质文化体系，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第四，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表现了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继承性、世界性、阶级性等。总之，体育与文化之间难分彼此，相互承载，体育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的本质就是文化。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理论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就是按照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来划分的。对它的回答不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超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第三种独立的历史观是不存在的。提出“第三种历史观”的，是一位叫孟驰北的蒙古族学者。“从原始社会分解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后，人类历史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历史[3]；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历史”，这就是孟老的第三种历史观。他在《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中提出的“第三种历史观”并非针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而是针对二十四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这第三种历史观摈弃了二十四史“唯我华夏独尊，四海皆为夷狄”的主观和傲慢，也避开了阶级斗争学说中高度抽象、难以触摸的哲学概念。相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种令人敬而远之的抽象概念来讲，“草原”和“农耕”显得格外亲切，几乎是触手可及，这第三种历史观也许距离真实更近，距离线]。从这种历史观角度观察体育与文明的演进，似乎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体育与文明的隔阂由来已久。

　　即便文化与文明间隙模糊，体育与文化之间难分彼此，但对于体育我们经常提及的总是体育文化，并非体育文明。“体育文明”在学界和民间始终有一种令人讳莫如深，犹抱琵琶的感觉，学者们在体育文化上谨小慎微地固守着文化与文明之间并不清晰的界限。文化通常与自然对应，文明一般与野蛮对应；文化是中性的，而文明是褒义的。第三种历史观认为，体育起源于游牧民族的野蛮，体育的渊源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决定了体育与文明在现代社会依然存有隔阂，“体育文明”难以被农耕民族的后裔普遍接受。

　　考察体育的起源就不得不考察历史，历史上欧洲一直是游牧文化传统，在中国因为农耕民族在人口数量上一直占优势，从远古起也不断有游牧民族入侵，但入侵之后，甚至掌握了政权，最终也被农耕文化同化，所以中国一直保持着农耕文化传统[6]。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高扬的心理元素不同。原始心理元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活性元素和惰性元素，活性元素包括拼搏、攻击、进取、奋斗、勇敢、创造、冒险、自信等；惰性元素包括退让、妥协、畏惧、投降、自卑、忍耐、守旧、保守等。对原始人来说，惰性元素是辅助性心理元素，原始人主要是靠活性元素取得历史进步的。农耕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守住社会静态，因此就必须高扬人的惰性元素，活性元素调动人的生命活力、爆发力、冲力、创造力，惰性元素则压制人的生命活力，而体育需要展示的都是活性心理元素，惰性心理元素不可能成为原始人创造体育文化的心理动机，游牧民族高扬人类的活性心理元素，为体育文化的创造、丰富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人的需求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5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人类创造任何文化都以满足自身的某种需求为出发点。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原始人类创造一切文化的动因，体育活动不能解决饥渴和性的需求，与生理需求不相干，所以体育文化是出于安全需求而创造的。相对农业生存环境而言游牧民族生存环境严酷。牧民并非时刻都处在危机四伏中，许多时候他们还是过着和平生活。严酷的生活向游牧民族提出了严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能使活性元素常处在亢奋状态，随时听候调遣？那就用体育活动来砥励生命。体育就是制造对立面，设置假想敌，把人推到一个战斗的氛围中去。运动场是真战场又是假战场，一进运动场，你死我活决一死战的念头马上坚挺起来。气氛是紧张的、激烈的，有时还是危险的，像摔跤、击剑、拳击都带有战斗气味。比赛决出胜负，方才互相视为仇敌的人才又握手言欢，假想敌人又成了朋友。在和平时期通过体育产生战斗环境，燃起战斗火焰，使人的精神常备不懈；用体育为人的活性元素开辟练兵场，这是人类的一大发明。这种思维归结为一点，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当代奥林匹克精神，随着文化含量的增加变得非常文明，这体现在为维护公平竞争而制定的各种繁琐的竞赛规章和仪式方面，而它在远古时代的发端却显然蕴含着野蛮与。今天的体育比赛常见“友谊赛”字样，但人类创造体育为的却是培养人的仇恨。没有仇恨，很难鼓起人的勇力。爱、同情、怜悯、慈善都会淡化人的斗志，削弱人的战斗力[7]。所以体育与文明在渊源上是对立的，只要生存环境改善，文明进步，挣脱野蛮和愚昧，体育肯定会因为失去利用价值而遭摈弃，这一现象贯穿中国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要维持社会静态，必须压制活性心理元素，高扬惰性心理元素，因此原始人类用体育激发人类活性元素的传统渐渐受到冷遇，甚至被遏制。当游牧社会在战场培养英雄时，东方的农耕社会却在宗教寺庙或学校书院里培养儒士君子，游牧民族尚力，农耕民族尚德，各有各的理想人格。中国也有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希腊、罗马、巴比仑都有自已的战神，中国也曾有过自已的战神——蚩尤，但这些神话超人对农耕社会培育人的惰性心理元素是非常不利的，东方神话超人和西方史诗中的英雄都不是农耕民族的理想人格，必须对他们进行改造，把尚力的英雄塑造成尚德的帝王和君子。宋明理学家们主张通过持敬和“格物”而达到“致知”、“穷理”，进而存天理、灭人欲，天下大同。理学家强调“关门闭户，读书”，对学生健康漠不关心。宋明以后学校虽仍存射礼遗风，但鄙薄肢体之风却日盛一日[8]。但正是在这个扬文抑武的时代，东方文明昂首阔步前进，远远超过西方，体育与文明失之交臂。体育逐渐退化为王孙贵族、纨绔子弟在后花园中的一项娱乐，这显然已经脱离了体育培育活性心理元素的原意，但野蛮的体育在农耕社会的衰退却是体育向文明升级的信号，因为这表明人类对体育的需求，已从安全需求上升到更高级的娱乐需求。

　　不仅在中国农耕社会如此，脱胎于游牧文化的欧洲社会在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之后，也出现了体育萎缩现象。中世纪前期，基督教宣扬肉体是灵魂的监狱，随人的死亡而化为尘土，灵魂将回到上帝那儿按生前行为的善恶，接受恩典或惩罚。人们对现世冷漠，对未来的审判恐惧，对体育的主观需要也丧失殆尽。罗马教廷和各地区教会都采取强硬措施禁绝体育娱乐活动，“如果有人在节日、礼拜日或圣诞节的晚上去参加游戏、赛马或戴假面具，在7年内禁止外出，令其每天鞠躬100次，祈祷200次”。基督教垄断文化教育后，教育成了神学的侍婢、宣传教义的工具，学校没有开设身体活动课。为扼制学生的“”，只安排频繁的祈祷，连夜间也要几次起床祈祷忏悔，棍棒和鞭子是学校的必备品，体罚、监禁、绝食是学生的家常便饭，使学生身心倍受摧残，体质普遍下降[9]。中世纪前期欧洲体育的衰落是基督教作祟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中世纪前期的文明对体育野蛮渊源的拒斥。

　　游牧民族为砥砺活性心理元素而创造体育文化，农耕民族为培育惰性心理元素而贬抑体育文化。奥林匹克精神出现在欧洲，因为欧洲是游牧文化传统，而古老的中国长期以来谨遵农耕文化传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本身有着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文化一般都是先进的提升落后的，文明的提升野蛮的。中国有完善的农耕文化系统，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压倒了游牧文化[10]。当文化升级为一种文明，体育总被当作落后、野蛮的文化糟粕，被文明社会拒之门外。文明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如此说来，渊源于野蛮的体育与文明总会失之交臂，体育与文明的隔阂是难以弥合了。